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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,25岁,躲过了裁员,却没躲过老板的PUA
Original
王涵
凤凰WEEKLY财经
2022-08-11
早上九点,江羽准时到达位于深圳CBD的办公室,伴随着电脑开机画面在屏幕上滚动,她用余光扫了下两边工位上的新面孔,目光没有过多地停留。
这不是第一批新人,也不会是最后一批,江羽早已对他们失去了好奇心,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“活不过试用期”。现在,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,老人几乎都走光了,新人来一拨走一拨,江羽才在公司呆了两年,很多面孔就都不认识了。
时代的一粒沙,落在具体的人身上,就是一座山。
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的第一条视频,就是“我,某厂,被优化了”。但留下来的人,也未必能好过。
刚入职时,江羽和公司都踩上了互联网经济的风口,虽说一线运营的销售底薪只有6000-8000元,但加上提成、绩效等,每个月扣除五险一金之后,能拿到2万元左右,而现在,大家都是在混底薪。
裁员在江羽的公司已经进行了N轮,刚刚提升为中层的她,还曾被迫按优化的要求,劝退过一个员工。“其实那个员工并不是能力不行,也不是绩效太差,只是裁掉她的成本最低。”
躲过裁员的江羽,面对的是更加压抑的环境。
公司盈利变差,办公氛围也逐渐让人感到窒息。一到下班点,老板就开始在全公司转悠,看谁到点就下班,给了江羽他们无形的心理压力。时不时还会突然跑到几个中层身边问,“今天业绩怎么样?”如果不在位就发企业微信,企业微信不读就发微信,“老压抑了。”她感叹道。
加班,不仅成为业绩压力下的必然选择,还被老板拿来当做“勤奋工作”的标志。
被业绩压迫,被老板PUA,在她看来,如今生活在互联网公司,就是活一天算一天。
“要是真被裁了,就回家躺一阵子休息一下,如果降薪,就欣然接受,好歹饿不死,工作尽力而为尽人事听天命,熬到下半年市场情况好了,再跳槽。”
加班时间长,说明你勤奋
电视剧《两个人的世界》里,王珞丹饰演的文嘉刚完成自己的工作准备下班,就被领导追过来安排工作任务,她刚刚表示希望第二天再去,便被领导数落,“你是总监还是我是总监,老板花钱请你过来,不是指挥我的。”
这在江羽的公司,也是常态。
这几个月来,江羽的公司陆陆续续裁了好多人。每当看到有老同事不断收拾东西离开岗位时,江羽就会想,目前负责的业务只有她能做,短时间内不太好找人替代掉,然后安慰自己“还好还好”。
有人离开,留下的人任务就会更艰巨。
原先江羽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半,午休1个半小时,每天8小时工作制。但如今公司营收不好,老板只能在态度上做文章。自此,江羽再没准点下过班,通常是晚上8点才离开公司,“
你的态度就是加班,加班时间长就说明你努力你勤奋,我们本来双休,现在要求周六也要来义务加班。
”
在公司规章制度的强压下,员工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比加班更让人失望的是,随着业务收缩,上下级之间、同事之间的不信任感开始增强。
以前,江羽和同事在工作之余会聊聊天,公司也有下午茶福利,大家一起点奶茶,感情上就会亲密点。
从3月开始,公司营收一直在成本线上下徘徊,所以老板开始降本,从控制加班费、补贴开始,后来逐渐到裁员。去年江羽所在的办公楼,整个一层都是他们的,今年因为营收差,入不敷出,直接退租了半层,然后大家挤在一起办公,不分部门,按人头算工位。
人心不稳,现在同事间基本不会交流,要是有业务往来,就在企业微信上说一两句,解决了,就没然后了。
疫情期间,江羽居家办公了一段时间,公司发通知,要求每天上班前部门开早会,下班开晚会,管理层要随机抽查员工在不在工作,有的部门还规定了消息回复时间不能超过
xx秒。
“
老板像防贼一样防着员工,这也怪不了我们对公司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,毕竟信任是相互的。
”
江羽一边加班,要提防着自己被裁员,一边还要忍受降薪。
“薪资比较高的,就拿30%做绩效,70%做底薪,而绩效与业绩完成度、工作态度等方面挂钩,说白了就是变相降薪。”江羽说。
然而,如今的无效加班并不能给公司创收,因为对接的业务变少,江羽和同事的任务量上不来,每次加班,员工也只是玩手机或干自己的事。
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晓静。在进入这家新公司之前,她找工作找了8个月,“再也不敢冲动裸辞了。”晓静说道。
但这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工作,也不是个铁饭碗。
她刚刚来公司3个月,部门就发生了变动,直属大领导辞职,整个部门加上她现在就只剩下3个人。
原本安排在手里的好几个活儿突然没了,她听说是合作商那边撤掉了合作。“我们商业化部门,绩效占大头,现在一周最多跟一个项目,有时候没活儿干,我和小领导坐着和电脑干瞪眼。”
晓静明白,降薪是没跑了,如果是以前,她会放弃入职,再找合适的工作,但经历过长期失业的她还想“苟一苟”,庆幸的是,她已经过了试用期,但这仍然不能让她完全放心,“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,还是会有被辞退的可能性。”
只因不在总部办公,我就成了背锅侠
因为和团队总部不在同一个城市,叶子成了团队裁员的牺牲品。
“我的工作地点在上海,而团队base在北京,我们公司绩效分为A到E五个等级,因为异地负责的本就不是核心产品,很多流程协同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,虽然能让整个运作环节效率提高,但这些东西都很难用数字量化,所以一般自己的绩效会是C,去年年底却给了D。本来绩效D只是取消年终奖,我不想申诉,和领导撕破脸,想说算了,但今年3月却突然改口说绩效D的员工全部要被裁员。”
行业下行,裁员这件事情本身很正常。
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,叶子可以接受主动离职,但用绩效逼她走的行为,她不能接受。在追问下,叶子终于知道了自己绩效为D的原因。
“有一次北京团队内的组员犯了严重的错误,把我安排为承接方去处理问题,本质上我也只是做了信息传递,最后却把核心错误归结到我身上。”
叶子明白,这是领导觉得异地管理不方便,用绩效去掩盖自己当时的决策错误,把她的岗位优化掉,但她不想白吃这个哑巴亏。
“对于一个一直被同学、老师或者领导、同事都认可的人,这是一个很大的伤自尊的行为。当得到了不公正待遇,我心里有很强的屈辱感。”
然而,遇到这样的情况后,大部分人又都是申诉无门。
《平凡的荣耀》中郝帅在被领导PUA、故意针对后,越级向上投诉,但领导不仅没能得到应有的惩罚,他自己反而身陷囹圄,成为了全公司的笑柄。
近几个月来,老板变相逼退员工的事件愈演愈烈,有人在网上抱怨,因为员工降薪50%这样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员工工作懈怠,积极性下降,却要算她管理能力出现问题,和老板理论,最后却被一句“受不了就走,我不缺人”打发了。
实际上,
无论是降薪、无偿加班还是绩效无故降低,都是公司在减少和回避主动裁员的补偿问题,是一种迫使员工主动离职的变相裁员方式
。
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对
《凤凰WEEKLY财经》
表示,这是因为互联网公司受到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,以及互联网行业发展遇到行业困境,面临生存危机。
不过,他极力反对用暴力裁员降本增效,降薪、无偿加班、绩效无故降低等行为涉嫌违反《劳动法》,于情于理于法,都不太好。
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,叶子仍在和公司周旋。“有点可笑的是,第一次电话通知我被裁员的HR已经被裁掉了,但我还没走。”
曾想30岁升总监,如今只想35岁卖杂货
叶子反思,走到今天这一步,与自己此前的设想是完全不同的。
“我觉得三四十岁的年龄,应该是一个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,然后在疯狂变现的一个阶段,而不是说在这个阶段之后,你就完全没有价值的一个阶段。”
而过去几年互联网的发展,恰恰是让从业者朝着背离这一轨迹的方向前行。
“
互联网公司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,早期整个工作的模式其实全是靠人力堆的,员工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,真正积累职业技能或者是人脉。离开了公司之后,真的什么都不是。
”叶子说。
江羽也看出,互联网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恢复,她感觉自己目前的业务越来越糟糕,想跳槽,但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又很迷茫,她的岗位是产品策划,干的却是整合营销的活儿,“我们是一个成人教育类的公司,卖视频课,主要是对其中一个产品线的销售额负责,做营销做策划做产品,但公司划分很杂乱,所以我的岗位定义也很杂乱,我都不知道我属于什么工种了。”
入职两年来,江羽从事过许多原来职责范围内没想到的、“出圈”的新工作任务。“比如公司有了公众号、抖音等几个流量渠道,老板希望拓宽流量来源渠道,让他们找自己还能做什么渠道,然而新任务不具体不明确,拓新业务很难直接下手。”江羽抱怨道,“我们老板不是深入业务型,只催我们要结果。”
拓新业务没有进展,老板虽然不会直接批评,但总会拐着弯地施加压力,单独把人叫去会议室问进度,周会问进展,结果不好,就问有没有其它办法,有没有解决方案,催得江羽头大。
以前江羽还会做3年、5年、10年的规划,现在根本不会做,因为变化太快了,“
今天这个事情还是个风口,明天就变了。
”
张雪峰指出,每个行业都会具有周期性,不论是水利、电力、铁路、公路,还是互联网,都曾经经历过繁荣发展的时期,当水、电、铁路、公路等发展成为一种基础设施,相关行业就会迎来“夕阳”,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。当这种基础设施铺设好了之后,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人才需求就会大大降低。
害怕失业的江羽在减少一切非必要支出,钱能不花就不花,买了点金条,剩下的存着或者做一些稳定性高的投资。
同时,她也在盯着一些开拓副业的门路,比如她偶尔会接点写稿的工作,或者是包装课程老师的个人IP,这和主业相关,能力也可以复用。
除此之外,她之前上了快一年的私教课,想着要是真失业,自己还可以去做健身教练。
江羽知道,她的终点不会是互联网。大二开始去互联网企业实习的她,到毕业经历过2家互联网企业、1家跨境电商企业,当时觉得还是互联网好,机会多,有些小领导还很年轻,说不定自己也有机会,30岁之前能升个总监。
但如今,她不再抱这种“不切实际”的幻想,反而自嘲道,“35岁失业后开个杂货店卖卖可乐吧。”
(应受访者要求,江羽、叶子、晓静为化名)
你对35岁后的自己,有什么样的规划?↓↓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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